据《证券时报》近日报道，千亿级老牌公募交银施罗德基金原董事长张宏良因接近退休年龄，故而退出一线管理岗位，总经理袁庆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

对于此次的高管换帅，一方面是交银施罗德内部治理层面的常规交换，另一方面也是外界眼中的战略重塑选择。从近期市场高度关注的“绩差产品累亏50亿元，扔收12亿元管理费”“财务与规模四连降”“明星基金经理翻车”等舆情热点上看，交银施罗德此次换帅的真实情况或许还更为复杂。

对于监管层，体现交银施罗德对金融控股与风险可控的重视；对于股东，体现交银施罗德战略重心的再平衡；对于从业者与投资者，这也预示着交银施罗德产品形态、服务模式与职业路径的潜在变化。

换帅遇“信任劫”

从此次因年龄因素退出交银施罗德管理一线的张宏良身上看，其执掌公司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着力推动“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两架马车，试图在投研平台化运作与客群专业化的经营上寻求突破。

因为他深知，传统公募基金公司主要依赖的是资产管理，但在行业竞争白热化、费率下行与明星经理效应持续减弱的背景下，单一的运营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张宏良才基于交通银行庞大的零售与高净值客户基础，大力推动“两架马车”战略。

（图源：交银施罗德）

当然，这只是张宏良在职期间的设想，其退居一线后，新管理班子所要面临的，是主动权益业绩持续低迷、管理规模缩水、明星基金经理影响力减弱、市场化投研经验有限的现状。

外加上近期爆发的舆论风暴，也让新管理班子要面临一个商业模式存在痛点的老牌公募基金公司。在监管层大力倡导“以投资者为本”，推动行业向“质量驱动”转型的当下，交银施罗德的负面舆情（投资者巨亏，管理人稳赚），也让其品牌信誉受到了严重影响。

新任管理层目前所需要做的是，在平衡公司短期财务利益与投资者长期回报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与业绩挂钩的浮动费率机制，由此安全渡过换帅之后的“信任劫”。

两代老将接力

交银施罗德当前面临的战略抉择与转型阵痛，都与其核心高管的个人履历与管理风格息息相关。

先看张宏良。张宏良是一位典型的“复合型金融老将”，除去传统的公募赛道，其在过往履历中主要深耕保险与银行理财两条资管赛道，曾先后执掌交银人寿、交银理财等集团核心子公司，这也使其在复合赛道上积累了深厚经验。后续执掌交银施罗德，也让张宏良迅速确立了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的复合战略方针。

（图源：交银施罗德）

这种复合战略方针在投研端，目的是推动投研团队的平台化运转，以打破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现状；在财富端，目的则是围绕客户分层的经营机制，调整绩效考核以适配这种渠道转型。张宏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向“平台化运作”的转型，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事动荡与战略阵痛，但客观上来说，也为公司的中长期业务转型搭建了清晰的框架。

再看袁庆伟。在张宏良因年龄因素退居二线后，袁庆伟顺势接棒。在履历底色上，袁庆伟可以说是带有更加浓厚的“交银底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袁庆伟就在交通银行总分行进行历练，曾执掌总行资产托管部、金融机构部及资产管理业务中心。这段经历也让他熟悉股东方的资源协同逻辑，日常的公司经营门道更不在话下。从这也不难看出，袁庆伟带任交银施罗德董事长一位，释放出了一种强烈的“稳盘”信号。

熊虎财观认为，交银施罗德在面临多重压力的背景下，由袁庆伟接任董事长一位，也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人事更迭带来的衔接波动。这样做的好处便是保障既定战略的连续性。而袁庆伟，也能凭借在母行的资源背景，在未来进一步强化交银施罗德与交通银行之间的渠道协同，带领公司走出当前的转型低谷。

净利规模“四连降”与新发遇冷

从wind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交银施罗德净利润已经连续四年出现了同比下滑的情况。2025年，交银施罗德的净利润已经降至7.65亿元，算是正是告别“10亿俱乐部”。同时，在行业排名情况上，交银施罗德的表现也不够理想，行业排名下滑至25位，公募管理规模也较历史高点缩水700亿元，

（图源：wind）

这种财务与规模四连降的情况，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还是因为交银施罗德在产品战略布局与市场号召力方面，分别出现了滞后和下滑。

比较典型的是，2023年至2025年的ETF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交银施罗德却没有很好把握住这个窗口期，因指数化布局相对保守而错过了这个被动投资的时代红利。对其后续的财务与规模发展，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图源：2026上交所ETF行业发展报告）

更为尴尬的是，在主动权益承压的背景下，交银施罗德近期新发的产品遭遇了滑铁卢。以量化选股基金为例，该基金最终仅有5户认购，募集规模仅为1022.21万元。其中的绝大部分认购者，是来自公司自购。

对于这种新发遇冷的情况，也能从侧面说明当下的市场对交银施罗德的投研实力与品牌，信任度较低。交银施罗德在该种情况下，也逐步陷入了一种极为被动的境地之中。

“三剑客”光环褪去

曾经，交银施罗德在首批银行系公募中，凭借“交银三剑客”等明星基金经理，在主动权益领域树立的极高的行业标杆。

可随着这几年的市场风格切换，交银施罗德的部分核心投研人员，由于没能及时迭代投资框架，导致业绩出现大幅回撤，管理规模也从巅峰期的近千亿缩水至目前的百亿左右。结合前文的描述，明星基金经理的光环失去作用，也是交银施罗德财务与规模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源：交银施罗德）

这种“明星翻车”的情况，一来说明个人投资周期跌落低谷，二来说明公司在投研体系的建设中，对“个人英雄主义”存在过度依赖的情况。

对此，熊虎财观认为，如今的行业环境，已经从“拼明星”转变为“拼平台”了。公募基金公司如何将超额收益能力，从少数明星经理身上转化为可复制的、可持续的投研平台化产出，是管理层所必须解决的结构性难题。对于交银施罗德而言，更是如此。

破局：重塑长期主义

交银施罗德目前的困境，或许是行业步入深度改革期所致。但从客观上来说，这其实是外部与内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交银施罗德需要做的是，坚守本源与深化改革。

那么，如何坚守本源与深化改革？

交银施罗德一要依托交通银行等股东的渠道与资源协同优势，在财富管理与资产配置端共同发力，以此改善投资者的持有体验。

二是要痛定思痛，既要在投研端落实平台化运作，还要在产品线布局上，补齐ETF与多元化配置工具的短板。

交银施罗德若能借此次换帅，理顺考核激励机制，同时将“投资者利益”真正置于核心位置，那么依然具有重回行业第一梯队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