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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中国金融科技出海取得显著成就，包括地域广、业务领域广、合作形式多样及本地化趋势。金融科技企业需从单点输出升级为全产业链服务，企业联盟可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此外，在数据跨境流动和安全防护方面，需建立双重适应能力，实现“中国方案+本地化适配”。

金融业是重要的服务业之一，金融科技出海不仅是企业自身的商业选择，也是提升我国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关键。

近年来，凭借政策有力支持、产业生态持续完善、数字技术有效赋能、跨境金融服务提升等优势，我国金融科技出海蔚然成风。

国内的金融科技在出海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呈现出哪些关键趋势和特点？香港在支持内地金融科技企业“走出去”方面扮演着哪些独特且关键的角色？企业联盟有何必要和作用？

日前，由深圳香蜜湖国际金融科技研究院联合数字金融合作论坛举办的“新形势下金融科技出海的机遇与挑战”专题研讨会暨课题发布会在深圳召开。会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张健华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张健华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赵景致 摄

NBD：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在出海方面取得了哪些标志性成就？据你观察，当前出海呈现出哪些关键趋势和特点？

张健华：金融出海，我理解有两方面含义，第一个方面是业务的出海，金融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它会帮助其他企业出海；另一方面就是企业自身赴海外设点，既可服务中资企业，也能拓展当地市场。

业务方面，代表性机构有支付宝国际、连连支付、PingPong等跨境支付企业。企业自身去海外设点方面，平安金融壹账通在东南亚、中东等地提供技术输出等。

目前出海方面的标志性成就，第一是地域比较广，已经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东南亚是国内金融科技出海最成熟的区域，多数出海企业的首站均选择东南亚，主要是这些国家的金融科技和中国有代差，我们的技术到了当地有很大的竞争优势。

第二是业务领域广。比如支付领域，现在已经不局限于做跨境支付，金融科技企业已经开始做当地的支付业务了。再比如信贷，现在我们的金融科技企业也可以协助当地机构开展普惠信贷业务。其实，很多国家都没有普惠小微线上贷款，依托技术进步，我们助力当地发展普惠小微金融服务，缩小其与中国的差距。除此之外，现在我们也在开始做营销端的大数据分析，包括市场分析、客户分析等。

第三个特点是合作形式多样。这旨在发挥金融科技企业自身优势，同时满足当地监管要求。比如，当地要求必须持牌，我们就申请当地牌照；有的要求不让独立做业务，我们就去找当地机构合作，并把技术嵌入进去；此外，还可以通过联合出资方式，使企业在当地和其他主体共同投资设立合资企业等。

第四个是本地化趋势。早期出海企业倾向于外派国内员工，尤其是高端技术和管理人才，这样成本会很高；如今更多企业转向本地化人才招募，既降低了运营成本，也能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

NBD：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支持内地金融科技企业“走出去”方面扮演着哪些独特且关键的角色，未来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挖掘？

张健华：香港不仅是国际金融中心，更是信息枢纽。优势方面，第一，香港在获取市场各种各样的最新信息方面是最一线的，这有助于金融科技公司了解和判断市场。

第二，与香港法系有关，香港属于普通法法系，创新环境相对比较好，比较适合沙盒监管模式。而且从主观政策来讲，香港对于金融科技创新持非常开放包容的态度，新技术的尝试也更容易。比如，在跨境支付领域，Web3.0技术、区块链以及稳定币等，都有非常宽容的环境，创新的应用在香港其实更有条件。

第三，更重要的是香港有着更包容的资本市场。

未来，要是进一步发挥香港的优势，关键是要把一些应用落地。目前提及的很多技术，未来在香港都需要有进一步的应用，比如Web3.0技术下一步有哪些产品，产品要解决哪些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方面。

NBD：本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公开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其中提到，允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按照政策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内地将有更多金融科技方面的企业上市？

张健华：这个实际上指的是香港上市的企业，回内地发存托凭证，IPO还是在香港。对于是不是同样的条件也能在内地IPO并没有明确。

NBD：金融科技企业如何从支付、风控等单点输出，升级为赋能制造业、跨境电商等全产业链“走出去”的基础设施？

张健华：金融业本身就是服务型行业，要服务实体企业，所以金融科技的重点是在金融服务方面。单点输出也好，体系化出去也好，其实还是要服从于企业的需求。

当然，企业除了金融需求以外，可能还会有其他需求。比如，很多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本身不高，而金融科技企业往往数字化能力都很强，包括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甚至有一些公司基础设施提供能力也很强，比如阿里云服务、数据库服务等。这实际上可以给企业提供从单点到全方位的系统化服务。

此外，依托强大的分析能力，金融科技公司也可以帮企业进行客户画像分析。所以，金融科技公司可以从单一服务到全面服务赋能，甚至在客户的获取、风控等方面提供服务。

NBD：面对各国差异显著的监管环境，中国应如何有效引领或推动双边/多边的金融科技监管协作框架建设？在此过程中，像“深圳金融科技出海联盟”这样的组织可以发挥哪些具体的、建设性的作用？

张健华：监管环境方面，第一个是要先了解不同国家监管方面的差异。如果有国际准则，大家都统一用国际标准。但现在金融科技领域里面，恰恰有很多是没有国际标准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先去了解各个国家不同的诉求，然后第一位就是要去适应，金融行业要高度接受监管，不仅仅要接受自己国家的监管，还要接受国际准则的标准监管，最关键的是还要接受当地国家的监管。

如何满足当地的合规要求？从企业层面上来讲，本地化非常重要，找一个当地的合作伙伴也会更顺利一些。当然，最好在某个领域里，我们牵头或者参与一些国际标准化组织，共同制定一些技术标准。

其实，企业联盟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比如要出海，企业联盟可以成为一个信息中介，汇聚各方面的信息，联合各个企业一起抱团。金融科技企业之间虽然在某方面是竞争关系，但实际上大家做的可能不完全一样，有的企业在支付领域有优势，有的在信贷领域有优势，还有的在内控合规方面有优势，联盟可以联合各家企业，互通有无。

此外，联盟可以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作为集团谈判代表向监管反映一些问题。前期可以和国内监管机构进行有效沟通，后期有能力后，甚至可以组团带队出访，这样也更方便和国外的监管部门以及银行、大型企业等沟通，提升效率。

NBD：在数据跨境流动和安全防护方面，有哪些可行的路径和最佳实践？是否存在具有普适性、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张健华：安全性问题有两类，技术安全和监管合规。

技术安全方面，核心在于企业自身的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这包括硬件服务能力、技术安全标准以及KYC（了解你的客户）等监管要求的落实。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差异也会影响服务的可行性。此外，跨境业务中的信息流加密技术、数据传输安全等都是技术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监管合规方面，主要涉及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协调。当前各国都将数据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数据出境的规定存在差异。例如，反洗钱要求中的客户身份信息必须跨境传输，而其他类型数据可能受到严格限制。这就需要企业既遵守中国的数据治理方案，又要适应东道国的本地化监管要求。技术上可采用“可用不可见”的隐私计算等方式，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跨境使用。

未来发展趋势显示，金融科技企业需要建立双重适应能力：既要提升技术安全标准以应对不同市场环境，又要深度理解各国监管规则。目前，我们国内已经有一些数据安全的做法，企业还需要加上当地国家不同的规则，以实现“中国方案+本地化适配”的有机结合。这既包括数据治理层面的合规，也涵盖整体业务模式对当地监管框架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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