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逐步转向消费拉动，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发展初期，供给相对不足，须依靠大规模物质与资源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并借助技术发展与要素投入提升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推动经济起飞。至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产品供给充裕，有效需求则成为关键制约。此时须通过完善居民消费体制机制，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消化丰富的供给，实现供需互促的良性循环

●从“两个转向”理解内需主导与消费拉动的形成逻辑，第一个转向是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第二个转向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以两个“良性互动”促进形成内需主导与消费拉动，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二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

经济发展阶段演进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国经济规模持续快速扩大，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显著上升，同时内部经济结构及相关要素经历深刻调整，叠加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推动中国必须加快构建更多依靠内生动力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放在八大重点任务之首。这些规划目标和重点任务共同指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即中国须通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投资驱动

转向消费拉动是普遍规律

中国拥有强大国内市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两个直接变化：一是经济总量规模扩大；二是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份额提升。在经济总量方面，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40.2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位。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并持续保持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在经济份额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7%左右，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达到30%左右。随着经济规模扩大，中国经济发展须逐步降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缓冲外部政治经济波动可能带来的冲击，并通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更具内生增长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应着力用好用足的新型比较优势。基于中国在消费与投资等方面所具有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属性，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超大规模市场将自然形成安全保障优势、稳定发展优势、规模经济优势、技术创新优势以及本地市场优势等。依托这些优势，中国有条件主动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降低对外贸的依赖与外部波动冲击，减少对资源要素投入的过度需求，并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为提高经济内生增长能力，必须着力提升居民消费率，优化需求结构，增强经济发展效益，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以内生增长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逐步转向消费拉动，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发展初期，供给相对不足，须依靠大规模物质与资源投入驱动经济增长，并借助技术发展与要素投入提升生产力、扩大生产规模，推动经济起飞。至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产品供给充裕，有效需求则成为关键制约。此时须通过完善居民消费体制机制，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消化丰富的供给，实现供需互促的良性循环。内需涵盖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两大部分。由投资驱动型经济向消费拉动型经济转型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须同时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与消费的基础作用，形成投资与消费共同驱动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已历经经济起飞阶段，当前正处于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成熟阶段。当前中国虽已形成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但仍面临居民消费率偏低、投资效率有待提升等问题。中国应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率、优化投资结构，持续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模式持续向消费拉动转型。

理解内需主导

与消费拉动的形成逻辑

坚持内需主导、强化消费拉动是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看，可以通过以下两个“转向”来理解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逻辑。

第一个转向是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中国已走过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阶段，当前正处于内需主导型经济阶段，需要通过扩大消费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具体到中国实践，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生产。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上，采取了增加积累、防止过度消费以保障投资的策略。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能力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总体上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向供需平衡，国家开始注重推动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协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为调控有效需求不足与居民消费率偏低等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国家持续推动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致力于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个转向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社会生产能力与居民需求状况共同决定了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类型。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社会生产能力低下，主要约束表现为供给不足。而在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社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产品供给丰裕，当社会需求增长滞后于生产供给时，主要约束便转向需求不足。在需求约束时代，市场与需求本身成为关键资源，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均产生重要影响。在国际层面，拥有市场需求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更易形成买方优势；在国内层面，庞大的市场需求则有利于形成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当前，中国正处于需求约束阶段，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叠加外需面临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中国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通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升经济内生增长的稳定性。

以两个“良性互动”

促成内需主导与消费拉动

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也是推动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着力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视角下，须通过以下两个“良性互动”促进该模式的形成。

第一，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中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正在向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型模式转型。实现这一转型，关键在于促进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二者互动的目标是畅通消费与投资的循环，使投资所形成的产能能够匹配消费需求，市场供给也能精准响应消费需要，从而避免严重的产能过剩、消费不足或消费外流等问题。推动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必须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具体而言，过去中国长期依靠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且以要素和资源投入为主，这是投资驱动型经济的典型特征。然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部分领域产能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并存，这就要求调整投资方向，即增加对人的投资比重，提升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同时，通过投资于人提升投资于物的效率，通过投资于物为投资于人提供财政支撑与物质基础，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第二，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中国已实现从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转变，当前市场呈现明显的供强需弱特征。要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实现高质量供给与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相匹配。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目标是畅通经济循环，实现供需动态匹配与高水平平衡，使供给结构适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升级的消费需求也能有效消化产出，避免供需在总量与结构上出现错配。促进这一互动，必须坚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具体来说，在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方面，改善型、升级型等新消费需求催生新市场，吸引新投资，进而形成新产品与新供给；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方面，新技术或新投资带来新产品供给，进而引领改善型消费需求、激发潜在需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催生新供给，依托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新需求，使新产品供给与新消费需求在市场中实现良性互动，从而夯实强大国内市场的基础，筑牢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根基。

【作者孙豪系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研究员；龙少波系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系主任、教授】

来源：大众日报